江河交匯中的泱泱文脈

江河交匯中的泱泱文脈

揚州文匯閣的故事

《四庫全書》各部所用封面顏色很有講究，系以經(jīng)史子集對應春夏秋冬，以春綠、夏紅、秋藍、冬灰對應四部。

揚州文匯閣。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揚州文匯閣是貯藏《四庫全書》的七閣之一，近代毀于戰(zhàn)火，2023年復建完成，為揚州運河文化景觀再添新彩。文匯閣藏書曾為揚州學派的發(fā)展壯大提供基礎。中華文脈歷千年而綿延不斷，從文匯閣的前世今生中可見一斑。

閣仿天一，契合揚州園林城市特色

揚州北護城河畔，是揚州一條重要的游徑，它串聯(lián)起了瘦西湖、史可法紀念館、個園等名勝。2023年復建完成的文匯閣，也在揚州北護城河畔，這個夏天吸引了許多游客前來參觀，來看看昔日貯藏《四庫全書》的藏書閣的模樣。

《四庫全書》修成后，貯藏在七個地方，其中北方四處，分別是紫禁城中的文淵閣、圓明園中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中的文津閣、沈陽故宮中的文溯閣；南方三處，分別是杭州文瀾閣、鎮(zhèn)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南方三閣，都在江南地區(qū)，足見清代江南人文鼎盛。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的叢書，而文匯閣的建造，最初是為了存放類書《古今圖書集成》，這部類書雖然在規(guī)模上不及《永樂大典》，但《永樂大典》散佚嚴重，而《古今圖書集成》全本至今仍存，于是它便成了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類書。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朝廷決定將七部《古今圖書集成》分別存放至七座行宮內，其中，揚州天寧寺行宮一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兩淮鹽政寅著看到這些歷康熙、雍正兩朝才編成的書籍，排列整齊，且全用銅活字印刷，可謂世間罕見。如何妥善存放？他左思右想，提出了一個好建議，“于行宮內就高寬之處，仿佛天一規(guī)模，鼎建書閣，永遠寶藏”，也就是在揚州天寧寺行宮內，仿造寧波天一閣建造藏書樓，貯藏《古今圖書集成》。

兩淮鹽政管轄淮北、淮南鹽政，其官衙駐地在揚州。不過，寅著并不擅文采，其奏折中偶有別字，行文亦有不通甚至前后矛盾之處，乾隆不止一次批評過。寅著能提出這樣的建議，與其工作經(jīng)歷和當時江南的文化氛圍有極大關系。

乾隆三十九年，《四庫全書》正在編纂中，朝廷得知寧波天一閣藏書樓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明朝相傳至今，能防火防潮防蠹，慮及將來存放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便安排時任杭州織造的寅著前往探明究竟。

寅著不負所托，在奏折中詳細描繪了天一閣的設計，如設置六個開間，取義“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又如上下兩層俱設門窗，“兩面貯書，取其透風”等，以及閣外假山、水池、亭臺的建造情況，同時繪制了天一閣的建筑圖。朝廷完全采納天一閣范式，以此建成文津閣、文源閣、文淵閣等，“閣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閣”。在揚州再建一個類似天一閣的藏書閣，既與北方四閣風格統(tǒng)一，也十分契合揚州園林城市的特色，很快便付諸實施。

文匯閣的修建，在揚州人看來既是美事，也是盛事，揚州鹽商在修建過程中出力不少。揚州鹽商富甲天下，與朝廷關系密切，許多鹽商賈而好儒，熱心弘揚文化、熱情資助文學家、藝術家。正如乾隆所說，“伊等情殷桑梓，于此等嘉惠藝林之事，自必踴躍觀成，歡欣從事也?！鼻∷氖迥辏?780年），藏書樓建成，乾隆賜名“文匯閣”，題額“東壁流輝”，他還欣然題詩，寫下了“規(guī)擬范家制，工因商眾擎”的詩句。這兩句詩的意思是，文匯閣遵照范欽天一閣的規(guī)制，其建造得到了揚州商人的資助。

從建成到毀于太平天國戰(zhàn)火，文匯閣存在僅七十余年。對她的懷想，不僅存在于揚州人的文化記憶中，也存在于世人關于揚州的文化記憶中。嘉慶年間修成的《兩淮鹽法志》記載，文匯閣下“碧水環(huán)之”，“右為修廊，前為御碑亭”?！而櫻┮蚓増D記》也說“河前建御碑亭，沿池疊石為山，玲瓏窈窕，名花嘉樹，掩映修廊”，“亭榭半就傾落，閣尚完好。規(guī)制全仿京師文淵閣”。兩書均配有文匯閣圖，圖中“文匯閣”“東壁流輝”等文字標注清晰可見。這一鱗片爪的記載，正是今天復建文匯閣的重要依據(jù)。

崇尚文教，揚州與《四庫全書》緣分深

盛世修典。整理存世典籍是一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的工程，非國家舉辦不可為之。明代的《永樂大典》全書22937卷，11095冊，約3.7億字，歷時六年修成。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分歷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和經(jīng)濟六大編，各編下設典，典下設部，共32典6109部10000卷，約1.6億字，前后耗時二十八年?！端膸烊珪返木幾?，匯集全國四百余名學者近十年的功夫，專事繕寫的就有四千余人，成書約7億字，耗費巨大。

為確保《四庫全書》應收盡收傳世典籍，朝廷下旨廣征天下藏書家秘本，抄錄后，原則上退還各家自行收藏。獻書五百種以上的藏書家有四位，朝廷分別賞賜一套《古今圖書集成》，“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尊藏勿失，以永留貽。”《古今圖書集成》系雍正年間用銅活字印刷，當時只印了64部，極其珍貴。揚州馬振伯進呈圖書776種，拔得頭籌。這些書是其父親馬曰琯和叔叔馬曰璐（號稱“揚州二馬”）所藏?！皳P州二馬”從事鹽業(yè)積累起萬貫家產(chǎn)，但不愛奢華，而是搜羅典籍，廣交文人，其詩文頗有可觀處。

《四庫全書》中的揚州元素遠不止此。當時兩淮鹽政李質穎進呈鈔本、刻本書共計1708種，除上述776部為“揚州二馬”的藏書外，其余932部系揚州鹽商江春等訪購。參與編?！端膸烊珪返亩际钱敃r著名學者，其中與揚州相關的就有一代經(jīng)學大家揚州高郵人王念孫，有精于名物制度考證的揚州興化人（今興化屬泰州）任大椿，還有曾任揚州府學教授的金兆燕，長期在揚州梅花書院擔任掌院的姚鼐等等；編入《四庫全書》的，有全祖望箋注的南宋王應麟撰寫的《困學紀聞》，厲鶚的《宋詩紀事》《遼史拾遺》，全祖望和厲鶚常年居住在“揚州二馬”小玲瓏山館中的“叢書樓”讀書，這三本書都是在揚州完成的……

“揚州為南北之沖，四方賢士大夫無不至此。”長江和大運河于此交匯，居交通要沖，富鹽漁之利，文化積淀深厚，我們且不去追溯明清以前的名賢巨擘，明清以來，揚州于學術上的成績頗為可觀。

近代文獻學家張舜徽有云：“余嘗考論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又說“為專精之學易，為通學則難”。揚州書院亦多，史上留名的，就有安定、梅花、廣陵、維揚、敬亭、樂儀、珠湖、文正、畫川、胡公等書院，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學者。

揚州濃厚的文化氛圍與學術氛圍是朝廷在此建藏書閣的重要原因?！豆沤駡D書集成》入閣后，為使《四庫全書》“廣布流傳，以光文治”，朝廷決定在北方四閣之外，再繕寫三份，分別安放于揚州文匯閣等南方三閣，“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這也使揚州當之無愧成為古代圖書集聚地之一。

揚州人對《四庫全書》的珍愛與執(zhí)著是發(fā)自內心的?！端膸烊珪啡腴w后，揚州人汪中以一人之力，遍校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等南方三閣藏書，積勞成疾，病逝于杭州；嘉慶初年，時任浙江巡撫的揚州人阮元陸續(xù)搜求《四庫全書》未收書170余種，進呈朝廷，并撰寫《四庫未收書提要》，開創(chuàng)了《四庫全書》成書后增補的先例。為彌補文匯閣《四庫全書》已毀的遺憾，前些年，揚州以原文津閣本為底本復制了全套，其印刷、紙張和色彩與原版幾乎一致，如今珍藏在文匯閣，使“書閣合一”。

書惠士子，揚州學派結出累累碩果

清朝編纂《四庫全書》，并不只是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明代類書《永樂大典》散佚嚴重，也不只希望叢書《四庫全書》和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相得益彰，內在動因之一是源遠流長的尊儒崇經(jīng)的傳統(tǒng)，以及這一傳統(tǒng)所承載的文化內涵。

乾隆在《文淵閣記》中寫道：“故予蒐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阌谑呛跸怠！焙髞硭麨槲膮R閣題詩，更是直接點明“發(fā)帑增抄書四庫，更非捷徑為崇儒。”

“蓋經(jīng)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jīng)部總敘》如此說?！对姟贰稌贰抖Y》《易》《春秋》等儒家經(jīng)典不只是知識，其中蘊含著古代人所認可的真理，這些他們篤信的道理，構成了他們的價值理念，也成就了中華文明的特色。

正如四庫館臣所說，“以四庫所錄，包括古今，義在衡鑒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清朝兩次主動下旨，要求文匯閣、文宗閣、文瀾閣在嚴格管理的同時，向社會開放，“該省士子有愿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這是南方三閣的重要特色，藏書閣中的書因此得以與江南的讀書人聯(lián)系起來，從而使藏書真正能夠惠及學人。

《四庫全書》入藏揚州文匯閣，與揚州代不乏人的文化積淀、當時學術思想發(fā)展的潮流匯聚在一起，對揚州學派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揚州學派以經(jīng)學研究為主，其核心人物與《四庫全書》眾多編纂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王念孫的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盡得特召參加《四庫全書》編修的戴震的真?zhèn)?；汪中年輕時受到當時江蘇學政后來充任《四庫全書》總閱的謝墉的器重；焦循一生牢記年少時江蘇學政后來任《四庫全書》副總裁劉墉關于“不學經(jīng)，何以足用”的教誨；阮元重“實踐”的經(jīng)學宗旨源于“于經(jīng)術無所不通”后來也充任《四庫全書》總閱的朱珪……

揚州學派以“通”“創(chuàng)”為主要特點，與《四庫全書》編纂者的學術主張正相呼應。中國古代經(jīng)學，由漢唐注疏演為宋明義理，同屬于經(jīng)學，前者以訓詁求經(jīng)義，后者以內省明經(jīng)義，本應互為表里，實際紛爭不斷。漢學派認為宋學空疏無物，宋學派駁斥漢學支離破碎?！端膸烊珪肪幾胝咛岢?，“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jīng)義明矣?！比缤幼匀唤粎R，揚州學派對此也有著自覺追求。焦循主張博覽眾說，將各說放到所產(chǎn)生的時代中去理解，“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氣血臨之”；阮元強調“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jīng)義實之”，亦主兼顧漢學與宋學，而不可偏廢。這些主張，直接推動形成了揚州學派的學風，奠定了揚州學派在中國學術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揚州學派的研究、揚州學子的研習，受益于文匯閣藏《四庫全書》良多。光緒年間修成的《江都縣續(xù)志》說：“邑中承學之士，由是得盡讀中秘之書。嘉道以來，人才輩出，或研究傳注，羽翼經(jīng)訓；或咨諏掌故，明習典章。諸子百家之說，各紹師承；握珠懷璧之倫，人有專集。著作彬彬，侔于鄒魯?！睂敃r揚州學術氛圍與孔孟時代的講究禮義、人文燦爛的鄒魯相提并論。

這并非虛言，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記載，當時揚州學派的核心人物就有25位。借助《四庫全書》的豐厚資源，凌廷堪撰寫了《禮經(jīng)釋例》，劉毓崧編訂王夫之的年譜，吳熙載編著了《通鑒地理今釋》……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重建后的文匯閣，門前水波漾漾，映照的是文脈湯湯。（趙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