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跌倒了才意識到……

回顧這些年走過的路程，我很早就從南開大學選拔到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成為一名副局級干部，后雖幾經(jīng)崗位調整，但一生都在干教育、做黨務。在天津理工大學工作的十年，客觀說最初我也干了大量工作，但我覺得自己有能力，居功自傲，認為“組織不用是關系不到位”，既然組織不用，我就安排自己的生活吧。我反思自己思想道德上的滑坡是在自己提拔無望前途黯淡開始的，進步動力一旦沒有了，思想防線就松動了，黨性意識也無存了。

首先在理想信念上出了問題。我徹徹底底忘掉了角色意識，崇尚“能人”政治，不相信組織力量，十八大以來在公開與私下場合說話極其隨意，甚至信口開河，把政治紀律、政治規(guī)矩、組織紀律視為兒戲，在群眾中給黨組織造成了惡劣影響。同時，私下里我求神拜佛以此填補信仰缺失的空虛。我開始信奉實用主義、功利主義，信奉所謂官場“潛規(guī)則”，政治意識、組織意識、黨委書記角色意識喪失殆盡。

第二，人生觀、價值觀扭曲了，入黨誓詞忘掉了，把安排好自己個人生活看成人生主要目標，我隨波逐流，放縱欲望。一方面我利用擔任美術學院黨委書記的職權，不斷索要學校老師畫作，另一方面我頻繁與社會上的商人朋友來往，用手中權力，在招生、轉專業(yè)、教師招聘、學生找工作方面為人家辦事，收受人家的禮品禮金，開始跟人家吃喝，與人家稱兄道弟，在眾人擁捧中我飄飄然，找到了當“老大”的感覺，時間一久，這種享樂奢靡成為習慣，一周不吃就覺得缺點什么，什么地方好玩就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好吃就變著法去找。欺騙組織，將因私護照留在手中，私自出國（境）游玩，每到大學寒暑假，沒放假就早早安排好旅游計劃，國內外到處游山玩水，外出行蹤從來不向組織報告。每到周末都早早約上一些朋友，安排好聚會場所，在奢靡享樂的浸染下，各種低級趣味也都成了自己放縱欲望的不二追求。

第三，四種心態(tài)支配了我，一是“不平衡”心態(tài)，總是與人家比，我覺得自己畢竟也是個局級干部，就那么點錢還算什么事，幫人辦點事收點好處甚至心安理得。二是“小節(jié)無礙”心態(tài)，自己時常覺得不就是吃點喝點嘛，逢年過節(jié)人家送些節(jié)禮、購物卡都覺得理所當然，似乎社會風氣都是這樣，在思想上從來沒有重視起來，現(xiàn)在想起來，這些人絕大多數(shù)都是看中我的權力和位置，這筆“人情債”、“經(jīng)濟賬”是一定要還的。三是“僥幸”心理，我總覺得干部這么多，誰沒一點事，怎么組織就和我過不去？我如果早就猛醒，早早找到領導和市紀委交代自己的問題，也許不至于有今天這樣的結果。四是快退休了，想利用這兩年把未來生活安排好。我思想上的滑坡雖然多年前就開始了，但這兩年爆發(fā)得更集中更徹底。我犯的很多錯誤集中在這兩年，這與我快退休了有關，開始安排退休生活了。

對照黨章、《紀律處分條例》，我真切感受到角色錯位的后果，我重溫入黨誓詞，如醍醐灌頂一般，我與黨章的要求差得太遠了，滿腦子都是自己的安排，自己的小生活，哪里談得上為黨和人民犧牲？連奉獻都談不上，只是利用職權不停地索取。我跌了大跤才開始意識到理想信念多重要??！我是一個“兩面人”，其實我給學生講“社會責任感、使命感”，“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也時常動容，怎么在自己私生活中就完全無意識了呢！

現(xiàn)在想想我缺乏的就是對“信念”的堅守，對黨的無悔忠誠。我過去把楊善洲、焦裕祿看做“圣人”，認為這根本就學不來，現(xiàn)在想想自己，我不僅沒有踐行他們的足跡，就連黨章和《紀律處分條例》規(guī)定的底線都沒有守住，精神上一瀉千里，“在黨不為黨，在黨不憂黨，在黨不言黨”。把過去對黨的深厚感情演化成了隨波逐流，堅守盡失。（摘自武紅軍懺悔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