賄賂行為“中間人”可能涉嫌哪些罪名

實踐中，有時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并無交集，這種情況下，行受賄的實現(xiàn)往往通過“中間人”牽線搭橋。根據(jù)“中間人”在整個賄賂過程中的身份、地位、主觀目的、作用及行為方式的不同，其涉嫌的罪名也有所不同。

筆者通過幾個案例，假定錢某為“中間人”，對錢某在不同情況下的行為性質(zhì)以及可能涉嫌的罪名進行類型化分析。下文的分析中涉及以下人物：錢某，A公司（國有企業(yè)）下屬國有企業(yè)B公司后勤管理部主任；趙某，A公司工程項目部總經(jīng)理，趙某與錢某系高中同學；李某，C公司（民營企業(yè)）法定代表人，李某與錢某系戰(zhàn)友；張某，系李某侄女；王某，某市人民醫(yī)院（事業(yè)單位）某科室主任，系錢某妻子。

一、行賄罪共犯。案例一：2016年5月，錢某得知C公司一直想承包A公司一地鐵注漿加固項目，便主動告知李某，其可以幫助C公司承包到該項目，兩人最終商議決定：李某拿出100萬元作為打點關系的費用，由錢某作為“中間人”協(xié)調(diào)承包工程事宜。隨后，錢某約趙某吃飯，請求趙某將該工程項目交給C公司承包，并告訴趙某能得到“好處費”100萬元，趙某同意。事后，趙某利用職務之便，使C公司獲得該工程，錢某也將100萬元交給趙某。此后，錢某亦在趙某的幫助下，得到職務升遷。

這個案例中，主觀方面，錢某故意唆使李某產(chǎn)生行賄的犯意，并積極主動地與李某就行賄的金額等細節(jié)進行了商議?？陀^方面，由李某出錢，錢某親手將100萬元賄賂款交給趙某，實施了行賄行為?！爸虚g人”錢某，教唆他人產(chǎn)生行賄故意，并就行賄的對象、金額、方式、過程等進行了共同商議，且積極參與了行賄的過程，與李某共同實施行賄行為，系共同行賄人，構成行賄罪。

二、受賄罪共犯。案例二：2017年3月，錢某再次找到趙某詢問項目事宜，趙某告知錢某A公司即將開始一公路注漿項目的招標。兩人商定：仍交給C公司做，C公司中標后需拿出項目總額的8%（180萬元）作為“好處費”，然后兩人以2:1的比例進行分成。錢某遂聯(lián)系李某，李某接受提議。事后，趙某利用職務便利使李某拿到該項目，李某按約定將存有180萬元的銀行卡連同密碼交給錢某，錢某取出60萬元后將銀行卡交給趙某。

錢某與趙某均系國家工作人員，在商議將工程交給C公司并計劃索要180萬元時，兩人即產(chǎn)生了共同受賄的故意，然后由錢某出面實施了索要行為，之后，趙某利用職務便利使李某獲得工程承包權，趙某、錢某按照約定對“好處費”進行了分贓。這種情況下，“中間人”錢某與權力擁有者趙某具有共同受賄的故意，且各自分工后實施了受賄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

三、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案例三：2013年9月，李某侄女張某大學畢業(yè)后欲應聘王某所在的醫(yī)院，李某找到錢某，拿出5萬元紅包作為“答謝費”，希望錢某能找妻子王某協(xié)調(diào)此事。之后，錢某說服其妻讓張某成功應聘到該醫(yī)院工作，王某對錢某收受財物一事毫不知情。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需行為人與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存在近親屬或者其他密切的關系，使得行為人能對國家工作人員施加影響，達成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該罪與共同受賄有相似之處，但兩者有顯著區(qū)別：被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對于行為人收受財物一事是否知情，如果不知情，則行為人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如果知情，則行為人和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共同受賄。案例三中，錢某充當李某的“中間人”，其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王某的配偶，利用王某的職務行為，在王某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收受李某財物，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行為特征，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四、介紹賄賂罪。案例四：2019年3月，張某參加科室干部競聘，李某再次請托錢某幫忙協(xié)調(diào)，表示可以給予30萬元好處費。錢某表示他無權決定此事，妻子王某可能也辦不了，但可以引薦李某與市人民醫(yī)院院長認識，讓李某直接向院長請托。事后，錢某約李某、院長3人吃飯，在錢某的介紹下，李某向院長請托并行賄30萬元，最終經(jīng)院長默許，張某成功競聘科室干部。

介紹賄賂罪在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中間人”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實施聯(lián)系、溝通、撮合、促使行賄與受賄得以實現(xiàn)的行為，“中間人”起到“穿針引線”甚至傳遞賄賂財物的作用。案例四中，首先，錢某明確知道李某為達成目的欲行賄院長；其次，錢某在李某與院長之間實施“穿針引線”的行為，促成行賄與受賄得以實現(xiàn)，其行為符合介紹賄賂罪的特征，構成介紹賄賂罪。

五、詐騙罪。案例五：2019年8月，李某詢問錢某在國土資源部門是否有熟人，計劃以200萬元作為“打點費”辦理礦產(chǎn)資源開采證，錢某表示有熟人。錢某收了200萬元后，四處為李某尋找國土資源部門的關系，但始終未找到關鍵實權人物。2020年9月，李某見事情毫無起色，遂向錢某表示實在為難就不辦了，由于公司資金緊張，希望錢某先把200萬元退回來。錢某表示其中100萬元已經(jīng)送給他人，只能退還100萬元。

案例五中，形式上，李某將200萬元交付給錢某是主動的、“自愿”的，但李某并不是簡單地將財物交給錢某保管，而是需要將該財物轉交（處分）給“受賄人”，不是處分給錢某自己。雖然在轉交之前，錢某似乎“合法持有”該財物，但在錢某沒有將財物轉交“受賄人”時，該財物如何處分仍應由李某決定，錢某虛構部分財物已經(jīng)轉交給“受賄人”的事實，使李某失去了相應的處分權，錢某“合法持有”也就隨之轉化為“非法占有”，應認定為詐騙罪。（李陽）